恢复高考那年-恢复高考那年录取率

1.(二)阅读《特别奖励》一文，完成（12—18）题。（15分）恢复高考那年，我们正读初一，新来的班主任是位教

2.她是恢复高考后的首位女状元，作文打满分，现如今过得怎样？

3.特别奖励（20分）恢复高考那年，我们正读初一，新来的班主任是位教英语的姓宋的老头。第一堂英语课，宋老

4.求往年<读者>上的一文章 写作者17年恢复高考的事情

(二)阅读《特别奖励》一文，完成（12—18）题。（15分）恢复高考那年，我们正读初一，新来的班主任是位教

她是恢复高考后的首位女状元，作文打满分，现如今过得怎样？

高考虽然有一定的弊端，但是是我国相对公平选拔人才的方式，有多少人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现寒门逆袭的机会。虽然说通过高考成才，不是唯一的方式，但也是相对简单的方式。

众所周知，我国的高考制度曾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沉寂了十年之久，在这期间许多莘莘学子不能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也积压很多的人才。直到1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这一消息足以让全国年轻人振奋，奔走相告，欢声雀跃。那些曾经手已被磨成老茧的老学子们，重新拾起课本，备战高考，废寝忘食，挑灯夜读。那年的高考报名人数达540多万人，录取人数却只有二三十万人，少数人通过这届的高考改变了自己命运，正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其中有一位北京的文科女状元最引人嘱目，她叫刘学红，高考语文成绩99分，差一分就是满分，并且作文打满分，还刊登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被北京大学录取。

刘学红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边，她从小就是一位学霸，中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活动，她被安排到当时北京密云县高岭公社第四林业大队。

在插队期间，刘学红很快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不怕脏、不怕累，什么活都抢着干。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推荐上大学来圆她的大学梦，因为那时是推荐上大学，如果你的“成分”不好，可能就上不了大学。

尽管她在大队里的表现很好，却也没能推荐上大学，名额给了村支书的女儿，这不免让人心生难过，但刘学红没有自暴自弃，相信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17年，刘学红迎来一个好消息：恢复高考招生。在当时，信息还不怎么发达，传到她耳中已是那年十月份，并且在12月份就要高考。她只有两个多月的备考时间，她能战胜高考吗？

刘学红也抓住了这个机遇，高考是她改变命运的开始。她跑了几十里山路去报名点报名参加高考，接下来她该如何备战高考呢？

距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刘学红白天干活，晚上挑灯夜读，复习课本知识，好在她的基础比较扎实，复习起来感觉还行。但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学习资料匮乏，十年前的一套高考卷子成了复习至宝；他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到深夜，甚至凌晨三四点钟睡觉也是常有的事。

在距离当年高考只有半个月的时候，她向大队请半个月，全身心备战高考，和大队里几个知青互帮互助、互相鼓励，将自己反锁在家里复习，可以说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那年的高考在12月份寒冷的冬天，成千上万的学子，怀揣着梦想踏进考场，去迎接他们人生中重要的考试。在考场里，学子们奋笔疾书，考场外寒风瑟瑟，但他们的内心澎湃的。刘学红也是其中的一员，在考场上她超常发挥，取得很好的成绩。

等待考试结果是煎熬的，考后一个星期，她的父亲在一张报纸上看到“刘学红”这个名字。原来是她的作文《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刊登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她的作文打了满分，她将当“知青”的一年的所见所感，写进她的作文当中，文笔流畅，真情实感，让阅卷老师惊叹不已。

她的语文成绩得99分，差一分满分，其它科目也发挥得很好，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取得北京市文科状元，被北京大学新闻系录取。

她大学毕业后，以扎实的理论知识，被分配到《中国青年报》当记者，从一个小小的记者做到高层领导地位。刘学红随着时代转变，与时俱进，创办了“中青在线”网络媒体，成为老总。现在她已过六旬，退休在家，拥有幸福的人生。

她曾接受媒体访说：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我要感谢那年的高考，不然我还在农村挖树，当一辈子农民。同时还寄语青少年：不负韶华，不悔青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知识改变命运，刘学红抓住了这机遇并为之努力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吃不了读书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呢？

特别奖励（20分）恢复高考那年，我们正读初一，新来的班主任是位教英语的姓宋的老头。第一堂英语课，宋老

求往年<读者>上的一文章 写作者17年恢复高考的事情

17，我参加高考《读者》2007年第02期

文/吕 游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正在一个农场的土地上挥汗如雨。

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一代。上小学正赶上“革文化的命”，中学又赶上“反回潮”，接着又赶上到农村“滚泥巴、炼红心”。不该赶上的都赶上了，该赶上的都没有赶上。“推荐上大学”倒是赶上了，可偏巧又赶上了我的“家庭问题”。上大学，对我来说只能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

17年10月21日，当我从广播里听到中断了十多年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我连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几位好友，谁知他们早已知道了。我们在一起彻夜长谈，谈未来谈理想，一直谈到天明。人生能有几回搏，改变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只有高考，大家都决定去搏上一搏。唯有一个非常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但却早早进工厂、结婚成家、高我几届的大龄同学沮丧地说：“我也很想去考，可我走了这个家咋办?孩子才满月，妻子又没工作，我总不能只顾自己前途扔下她们娘俩不管吧!”大家都深深叹了口气，知道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只能为他惋惜了(前些天又见到他时，他早已下岗了，摆个地摊勉强糊口)。

我们这座位于豫北的小城十分闭塞，突然要高考了，很多人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特别是又得知这次高考将在17年11月18日至24日报名，12月8日至9日试考，仅剩下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人们更是手忙脚乱。谁也不知这次高考究竟从哪复习、重点是什么，到处都在疯了似的寻找复习资料。当年上学的课本不是被烧就是卖破烂了，幸好我上中学时的一些课本还未丢掉，我连夜步行十多公里跑回家翻箱倒柜找了出来。还借了别人一本两人伙用，我看完后再跑十多公里给他送去。母亲为了我少跑路，便用五天六夜时间把那本三百多页厚的书全部抄了下来。当我从母亲手中接过那厚厚的手抄本时，眼睛立时湿润了。没想到几天后，农场的一个知青竟趁我出工不在屋时把我的那些复习资料全偷走了。我立即扒了辆拉煤车追了七八公里才把他追上，幸亏当场人“赃”俱获，不然他就死不承认。而让我至今仍忘不了的是，另一位知青却主动给我送来了几本复习资料，我一看，正是我所急需的。他说：“反正我也不参加高考，你觉得有用你就拿去用吧!”(可后来听说那次高考他也参加了)，前面一个曾是我的好朋友，后面一个我至今还叫不出他的名字。

由于上级有文件，对参加高考的知青规定半天劳动、半天复习。可没过多久，我所在的冷泉农场头头又突然宣布，让我们每天凌晨三点钟起来参加当时鹿楼公社组织的柴厂冈平整千亩土地大会战，并欺骗我们说上面根本没有“半天劳动、半天复习”那样的规定。当时，可真把我急死了，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就够紧张了，现在连这一点儿可怜的时间又要被剥夺了，让我们如何去应考？此时，我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从此以后，每天凌晨三点钟，天还是漆黑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知青宿舍的门便被一个个“咚咚咚”地砸响了，几辆拖拉机便把我们拉到六七里地外的一座山冈上，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座山冈挖平，修建成“大寨式”的梯田。

当时大部分知青才十七八岁，平时营养也不好，每顿饭只能吃两个发了霉的玉米面窝头及无什么油水的盐水煮菜，一个月才有一两斤细粮，大家谁也不敢独自享用，等同学或家人来农场时才敢拿出来，因为总不能让客人吃发霉的黄窝头吧。这次“平整土地大会战”一开始，农场头头为了让我们加快进度，以便在这次“大会战”中夺得前几名，曾改善了一天伙食，即白馍随便吃。平时只能吃个半饱的可怜的知青发疯似的啃着过去只有在过节时才能吃到的白面馍，我亲眼看到一个年龄小点儿的瘦弱知青一顿饭竟吃了九个二两多重的馍，差点儿把他撑死……头头一看，让我们随便吃不行，吃得太多，第二天又恢复起每顿饭只能吃两个霉窝头的日子来了。在这样的营养条件下，干这样重的体力活儿，每天又起得这么早，那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了。当我们抡着铁镐、挥着铁锨、推着平车在山冈上干得精疲力竭的时候，鸡才刚刚开始打鸣……这场面使我想起了一个很有名的动画片《半夜鸡叫》。

每天，我们在山冈上挥汗如雨，一直干到夜色降临。晚上，才是我们的复习时间。那时农场经常停电，我与同一住室的两个知青便围坐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复习。由于天气寒冷，刺骨的北风飕飕往屋里钻，屋内好似冰窖，我只好在身上披上一条露着棉絮的旧被子。时间长了，煤油灯的煤油味特大，熏得难受，我又不得不戴上了一只大口罩……我的两个同伴捧着书看着看着都先后栽在了桌上，他们“呼呼”睡着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课本。我怕睡着，一次次用凉水洗脸、浇头，以便能强打起精神。一次为了弄懂一个问题，晚上下工后我步行十几公里去请教一位中学老师，连夜赶回来才刚刚躺下，门又被敲响了。强体力的劳动，每晚又要复习，身心极为疲惫，已经达到了极限，凌晨三点钟的门若不是被带队干部一遍遍地脚踢砖砸，甚至一些门都已经被砸烂了，是很难震醒那些才睡着的知青的。一次，同屋的一个知青见我睡得太晚了，实在不忍心喊醒我，独自悄悄走了。我醒后吓了一跳，不参加“大会战”那可是政治问题，但那天却平安过去了，原来任小组长的他谎称我生病把带队干部蒙了过去。

为了能挤出一点儿可怜的时间，在“会战”工地上，我专挑那些别人不愿干的比较累的推土的活儿，以便趁别人往车上装土的短暂几分钟空隙里，能悄悄看上一眼书，记上一个词，或背上一个公式。我还把一些复习要点抄写在小硬纸片上，插在推土的车上，边推车边背，一次背入迷了，差点儿连人带车摔下深沟。不久，片上开批判大会，停工半天，全体知青一早来到会场。趁着人多杂乱，我与一位同伴悄悄溜了出来，钻进附近一个瓜棚，躺在乱草堆里，难得复习了半天数学。后来，一个小头头发现我干活儿时老是带着本书，没能一心搞“会战”，大为不满，上去夺过我的书就要撕，我立时发疯似的冲上去就要与他拼命，他才不得不把书又还给了我。一天，与我一起干活的两个知青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十分认真地对我说：“今后，凡是你的活儿我们两个人都轮着替你干了，你就省下些时间多看会儿书吧!”“不不，你们不是也要去考吗?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啊!”谁知他们竟说：“唉，反正我们考上的希望也不大，与其大家都耽误，还不如多帮帮你!”我一听这话，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当时在农场的灯油都是定量的，几个知青见我成天熬夜复习灯油肯定不够用，便先后将自己的灯油悄悄给我送来。这一点儿灯油在现在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却让我泪流满面。

那时，一些有门路的人或装病或找其他理由都悄悄离开农场回家复习去了，我真羡慕他们，不用再干重体力活儿了，每天都能有充裕的时间在家全天复习。而我因是“黑五类”子弟，不敢“装病”，也得不到“恩准”，只得小心翼翼。因农场主要领导曾在全场知青大会上宣布过：“谁要是劳动表现不好，只要我一句话，就是考上了大学他也走不成!”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形势下，“政审”一关何等重要，是现在的人所想象不到的。那时别说是上学，就是在报上发表一首四行小诗，报社也要给单位来公函调查作者是否有政治问题。两个月后发给我们填写的《河南省高招初选考生登记表》中还专门设了这样一栏：“直系亲属与主要社会关系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有无被逮捕、法办、监护审查、隔离审查、点名批判等情况。”

离高考只有短短几天了，农场头头还不肯放过我们，还让我们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像牲口一样地去干活儿。幸亏上面及时下了通知，让所有参加高考的知青回家准备三天，我才有了三天金子般的复习时间。但三天时间毕竟太短了，想好好复习一下根本无法办到，这时我竟想，若有人能给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哪怕让我给他当两年长工我都情愿交换。离开农场那天，知青们帮着我们参加高考的人在公路边截了一辆拉煤的大卡车(当时农场到市区十公里车票仅两角钱，可我们知青却坐不起)。我正要爬上煤灰飞扬的卡车，踏上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高考之路，突然，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出现在我面前：“叔叔，你走了，还会回来吗?”我一看，原来是邻村常来我们农场玩的那个小姑娘，她常常让我给她讲故事。“会回来的!”“那俺可等着你给俺讲故事呢，你的那个故事还没讲完哩!”可是，我这一走三十年了还没有回去。

十年“”后的第一次高考，报考的人特别多，当时在我们这个很小的城市里就有四千多名考生，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三十岁。我的准考证号是“3165”，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数字。17年12月8日，当我踏进鹤壁市第四中学考点，望着那一群群匆匆赶来参加考试的大小悬殊的考生，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上午八时十五分，一阵清脆的铃声响彻校园，一场令当年应试的人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考试开始了。记得那年河南语文试卷的作文题有两个，一是《为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而拍手叫好》，二是《我的心飞向了纪念堂》。作文满七十分，占了语文试卷的一大半。

考试那两天，我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饭也顾不上吃，慈祥的母亲总是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我常常边看书边随便吃上几口。长时期的重体力劳动，使我的身体极度虚弱，考试第二天脚竟肿得无法走路，是父亲用自行车把我推到了考场。当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到日渐衰老的父亲在寒风中吃力地推着我一步步走向考场时，一股说不出的酸楚涌上心头，我第一次发现父亲头上竟有那么多白发。到了学校门口，自行车不让进校门，